行走在潮州，俯仰之間皆是歷史——那些散落在街巷深處的古建筑，是凝固的時光，是無聲的史詩，承載著潮人精雕細琢的匠心、跌宕起伏的往事與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本期潮州文脈聚焦古城內代表性建筑，在斑駁的磚瓦梁枋間探尋歲月痕跡，于精巧的格局形制中解碼匠心傳承，體悟潮州文化歷久彌新的深厚底蘊與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許駙馬府：歲月沉淀宋代遺韻
穿過喧囂的中山路，拐進靜謐的葡萄巷，一座古樸厚重的府第赫然在目——許駙馬府。這座始建于北宋治平年間（1064-1067年）的府第，是現存罕見的宋代基底建筑，其門樓簡樸莊重，與內部三進五開間的宏大規模形成鮮明對比，體現了宋代仕宦“藏富不露”的審美與規制。
事實上，該府第的原主人許玨，是宋太宗曾孫女德安縣主的丈夫，是為“縣馬”。
“房屋建設時間久遠，在歲月流逝中，百姓認為與皇家有關系的女性便是‘公主’，‘公主’的丈夫自然就是‘駙馬’，所以這座房屋也被稱為‘駙馬府’。”潮州市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中心專家陳賢武介紹。
步入府內，仿佛踏入時光隧道。每一處細節都訴說著昔日主人的顯赫與府第的滄桑。中軸線上，門廳、正廳、后堂層層遞進，布局嚴謹。“1982年經碳14測定，其二進木柱與三進楹桷為明初替換，但在維修中仍完整保留了宋代建筑特征。”潮州市古城文物保護管理中心文保二科副科長許潔表示，“許駙馬府在技術和材料應用上都反映了宋至清時期該地區建筑的設計和施工水平，在保留有宋代府第建筑的規制與特征的同時又添加了明、清時期潮州民居的建筑手法。”
大廳上方的弧形梁稱為“月梁”，兼具承托與均衡作用。中座與后座的月梁分為大彎、二彎和厚扁，實為穿梁合一的特殊構造。大彎之上承托兩根童柱，潮州匠人稱之為“一扁騎雙童”。這種以插榫立童柱的方式，既增強結構穩定性，又填補屋架間隙，使整體視覺密實勻稱、輕盈通透。廳面抹角圓潤平緩，仍保留宋代《營造法式》中“月梁”形制的遺韻。
廳東側兩面“篾拍壁”，是府第保留最完好的兩面墻。墻體中間用竹篾做骨架，兩面涂泥抹灰，用于建筑隔斷，既省工儉料，又能隔音隔熱，竹編骨架部分與宋代《營造法式》“隔截編道”做法一樣。整座木屋架、隔墻均立于石地袱之上，石地袱在營建中起抄平作用，使地基受力均勻，地震時還可互相牽拉，是古建筑“防震減災”的典范。
這座府第，是潮州與中原王朝緊密聯系的歷史見證，也是“潮汕厝，皇宮起”的肇始，其建筑本身更是研究宋代官式建筑與潮州地方營造技藝相互融合的“活化石”。
廣濟橋：浮梁臥波通四海
韓江如帶，穿城而過。潮州古城墻默立水岸，廣濟樓巍峨的輪廓倒映江心，與十八梭船連綴的廣濟橋遙相呼應。“一里長橋一里市”的奇觀，不僅是古代橋梁工程的杰作，更如一條浮于水面的時光紐帶，串聯起潮州城千年不息的煙火與文脈。
夕陽西沉，韓江之上浮光躍金。十八艘梭船被徐徐拖離，橋中央豁然開朗，為往來船只讓出通道。這獨特的奇景，正是廣濟橋凝結了數百年的獨特智慧。
廣濟橋始建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修建用時近60年，形成梁橋與浮橋相結合的基本形制。該橋橋墩巨大如艦，以巨石壘砌，形態各異，最大者寬逾10米，穩穩扎根于江流之中，浮橋設計既為大船提供航道，又便于豐水期泄水。橋上廿四座樓臺亭閣次第排開，飛檐翹角，雕梁畫棟，集亭、臺、樓、閣于一身，遠望如長龍臥波，氣勢恢宏。
“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樓臺廿四樣。”這句流傳甚廣的民諺，道盡了廣濟橋的匠心獨運。“古人修建橋墩時，利用水的浮力，將巨石以榫卯結構箍成框架，再投入砂石、木塊填之。”陳賢武介紹，“現代重修廣濟橋時，還發現數百年前的橋墩巨石基底，其內砂石已隨流水消失，但框架仍安然無恙，這足以窺見古人修建技術的高超。”
“明代知府王源重修廣濟橋，在其上修建了兩百多間店鋪。”這使得它不僅是一條交通要道，更變成了繁華的“橋上集市”。據陳賢武介紹，古代潮州鹽業發達，贛州、福州、嘉應州皆食潮州鹽。韓江上來往船只如梭，下游潮州的食鹽、海產品、日用品，上游的杉竹木、山貨等，通過韓江往來各地，交易相當頻繁。
這座橋，是潮州人勇于開拓、善于經商的海洋性格的象征，也是古代潮州作為“省尾國角”卻聯通海內外的重要樞紐。它目睹了韓江上千帆競發、商旅絡繹的盛景，也經歷了戰火硝煙與洪水肆虐的創傷，屢毀屢建，其堅韌恰如潮人精神。2007年，這座凝聚著歷代工匠心血與智慧，被譽為“世界上最早的啟閉式橋梁”全面修復完成，重現昔日榮光，成為潮州閃耀的文化地標。
雪居：融古匯今的活化新生
潮州古城內，像廣濟橋、許駙馬府這樣的各級文物保護單位達139處，古民居超1000處，它們如同星辰散落，共同編織成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璀璨星空。如何抵抗時光的侵蝕、保護理念與技術的局限，有許多人一直在努力著。
踏入位于廣東省潮州市牌坊街義井巷的雪居，略帶歲月痕跡的屋檐、明艷動人的琉璃窗、五彩斑斕的水泥花磚一一映入眼簾，宛如開啟了一扇通往昔日歲月的時光之門。這座老宅始建于1946年，落成于1948年。房屋內鐫刻的文字，向后人講述著它的來歷——民國時期赫赫有名的百貨商號“吳祥記”創始人吳雪薰，讓母親安享晚年而精心設計建造。
如今，這座飽經滄桑的老宅，已化身為熱鬧非凡的咖啡茶舍。憑借其中西融合的建筑風格、氣勢磅礴的建筑特色，及文化與服務深度交融的獨特魅力，已然成為各地游客來潮州游玩時的熱門“打卡”地。
“過去，這里因為長期閑置，近乎荒廢。”吳雪薰的外曾孫張慶春介紹，2016年，潮州市啟動古城“微更新”計劃，雪居前的義井巷得到蛻變。“門口的巷子變得干凈平坦，路燈也修繕一新，夜晚明亮。”張慶春說，看到外面的環境越來越好，自己不忍心看到老宅被荒廢，在潮州市相關部門的動員和指導下，2018年，他自掏腰包對老宅進行修繕，并于2019年對外開放。
“雪居既保留了潮州傳統建筑風格，又融入了西洋、南洋建筑的設計理念。通過中本西末的處理，使潮州的傳統技藝與西洋技術巧妙地融為一體，不違和而和諧統一。”陳賢武說。
為最大限度保護建筑的本色，張慶春在修繕過程中，始終秉承“修舊如舊”的原則，像原有的吊頂、花磚、門框上的‘紅毛灰’（水泥）等老物件，都得到了保留。
“例如大堂內破損的玻璃，原材料都是當時國外進口，如今很難修復成一樣。于是我們只用亞克力板封住，不讓其受到二次破壞，保留歲月的痕跡。”張慶春說，“修復后的經營模式上，我們思考了很久，如何在活化老宅的同時又最大限度地保護它？所以我們不搞大拆大建，設置了工夫茶和咖啡飲品等餐飲供應，也算是在中西合璧的建筑中讓游客體驗中西合璧的服務。”
全民護厝，潮韻新生映韓江
雪居正是潮州發動社會力量參與文物建筑保護利用的一個縮影。“保護古建筑，不僅僅是修舊如舊，更要讀懂它承載的歷史信息和地方智慧。我們要守住街巷肌理的‘形’，守住工藝傳承的‘魂’，守住延續生活的‘煙火氣’。”陳賢武說。近年來，潮州在古建保護領域探索出“微更新”“活態保護”等新路徑，力求在保護真實性與完整性的前提下，注入當代生命力。
作為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廣東省文物古跡最密集的地方之一，潮州始終擔當“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存，延續城市文脈”的使命，圍繞古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發動群眾參與，下足“繡花”功夫，深入實施古城提升行動計劃，讓古建筑重煥光彩。
在全市的共同努力下，廣濟樓不再僅僅是地標，其內部空間被精心設計為“潮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館”，陳列著潮繡、木雕、陶瓷、麥稈畫等精粹，讓游客在古樓中感受潮州技藝的生生不息；廣濟橋成為非遺藝人展示的天地，“一里長橋一里市”的舊景重現韓江；許駙馬府常年設置潮州民居與民俗藝術展覽，邀請非遺大師進行展演，實現了文物保護與文化傳承的雙重效益；在百花臺民俗文化綜合體，潮州古城首座文商旅綜合體雛形初現，建成后將和鎮海樓、廖厝祠等交相輝映、相得益彰，成為激活古城北部發展的“關鍵一子”；牌坊街兩側的眾多明清古宅，則被改造為特色民宿、茶舍、工藝坊。游客可以在修復后的古院落里，品一杯工夫茶，聽一段潮州弦詩，體驗“住在歷史里”的獨特韻味……
在古城的一些街巷，像張慶春一樣的古城居民定期巡查、維護祖輩留下的老宅。在保留原有格局的基礎上，被改造為社區書屋、文化驛站，成為居民日常交流、孩童讀書的公共空間。古建筑重新融入現代生活的肌理，成為社區認同的載體。
然而，挑戰依然存在。如何平衡旅游開發與原住民生活需求？如何吸引更多社會資本投入保護性利用？如何讓年輕一代真正理解并傳承古建筑蘊含的深層文化價值？這些課題，仍是潮州古城持續煥發生機必須解答的命題。
當暮色四合，廣濟橋上的燈光次第亮起，勾勒出亭臺樓閣的秀美輪廓，與古城墻、廣濟樓、筆架山共同倒映在韓江的柔波里，構成一幅流動的、古今交融的畫卷。這畫卷，是歷史的饋贈，更是未來的起點。古建筑里的時光印記，不僅記錄著潮州輝煌的過去，更在精心的守護與智慧的活化中，被不斷賦予新的內涵，成為滋養城市未來發展的不竭源泉。它們提醒著每一個潮州人，也告訴世界：真正的城市靈魂，深植于對歷史的敬畏與對文化的傳承創新之中。
文 | 記者 曾柯權
文脈眾議
粵稅之大者 無過此橋
陳賢武
廣濟橋有如橫江鎖鑰，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圍，又使它成為征收稅務的絕佳關卡，發展商貿的核心區，在明清已有海關的作用。光緒《海陽縣志》載，橋市上一年僅征收“魚蝦果品小稅額銀一千三百三十兩”。可想而知，加上鹽和其它大宗貨物，這里的稅收是十分可觀的。其中尤以“橋鹽”為龍頭。
潮州鹽業資源十分豐富，自唐代已有官設鹽場，至清初，潮鹽須供粵、閩、贛三省三府二州二十九埠之所需。明代時“潮州鹽餉，先年歲計一萬二千兩，至隆慶六年（1572年）增額一萬八千余兩”。清代時“潮橋鹽課正雜餉項每年約13萬兩”。
到了民國時期，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周學熙在1915年報告說：“潮橋地方為廣東鹽政一大分支，居沿海八埠之一……至光緒十五年（1889年），……每年正餉增至三十五萬兩。……（民國）二年（1913年）三月十一日起，扣至五年三月十一日止共計三年，第一年認餉七十四萬四千元，第二年認餉八十一萬六千元，第三年認餉九十四萬五千元，再加借運閩鹽出口課厘年約五十萬元，綜計國課方面，因潮橋鹽務而收入者，一年已達一百四十余萬元，以視清季正餉數目，所增不可謂不巨。”
“粵稅之大者，無過此橋。”（明·王臨亨《粵劍編》）借助粵東行政機構中心，潮州府所轄潮陽、饒平、澄海、惠來等7個鹽場所產的鹽，都要經過專用的官船運到廣濟橋附近的鹽倉存貯，再由鹽商納稅后掣配到各地，故歷代皆設專賣機構以嚴格管理。清康熙初，設潮州鹽運同知（簡稱“運同”），與潮州知府共主鹽政。于是，以橋中間浮船為界，東9只船13墩屬運同“掣放引鹽”；西9只船10墩屬潮州府稽查稅務。橋下還設有盤查館，掣配座船、放關座船、收買花紅鹽躉船、巡哨船各一只，配置司事、書辦、巡役、水手等專職人員。（參見乾隆《潮州府志·鹽法》）
而各地鹽商來潮州販鹽的船只不是空船而來的，所運是當地土特產，也得在廣濟橋完稅后轉運出海販賣到各地。由于橋關口晚上停止運行，滯留的客商必須留下來過夜，使以廣濟橋為中心的東西兩岸“側館傍岸，挑販絡繹，茶居酒簾鬧其上，水榭笙歌喧其下”（饒宗頤總纂《潮州志·叢談志》），帶動南北戲劇、菜肴等在此匯聚，文化交流日新。而橋上商鋪更是林立，“踏上湘橋不知橋，疑是身在鬧市中”，這則民諺所體現的，正是當年的廣濟橋曾經名傳遐邇之一大特色。清嘉道年間鄭昌時的《韓江竹枝詞》：“東西弦管暮紛紛，閩粵新腔取次聞。不隔城根衣帶水，馬頭高調送行云。”可謂是現場的寫照。
在鹽運的帶動下，明清時的廣濟橋成為一個繁忙之商業中心，“繁華氣象，百倍秦淮”（清·俞蛟《夢廠雜著·潮嘉風月記》），可以說是古代以“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經典范例。
（作者系潮州市政協委員、潮州市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中心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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