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音樂作為潮汕地區(qū)民間器樂的一個樂種，包括潮州鑼鼓樂、潮州弦樂、潮州廟堂音樂、潮州笛套音樂等。潮州鑼鼓樂是廣泛流行于潮汕地區(qū)的民間吹打樂，包括潮州大鑼鼓、潮州小鑼鼓、潮州蘇鑼鼓和潮州花燈鑼鼓等。它是從唐代一種以擊鼓為主的鼓吹樂類繼承演變而來。潮州弦樂是潮汕民間最古老而又最普及的音樂品種，包括弦詩樂和細樂。弦詩樂以潮汕民間絲弦、彈撥樂器演奏古詩譜而得名，最具代表性的樂曲是《月兒高》、《昭君怨》、《寒鴉戲水》、《小桃花》、《平沙落雁》、《黃鵬詞》、《錦上添花》、《大八板》、《玉連環(huán)》、《鳳求凰》等，俗稱“潮樂十大套”。潮州細樂是以三弦、琵琶、箏為主奏的組合演奏，有時也伴以椰胡、竹笛、洞蕭等。傳統(tǒng)細樂有硬、軟套之分。潮州的廟堂音樂，屬寺院、善堂法事頌佛拜懺所唱奏的音樂，分為“禪和腔”和“香花板”。潮州笛套音樂是指一種流行于潮陽棉城的以大橫笛為主奏的鑼鼓樂。

    　潮州音樂有“輕六”、“重六”、“活五”、“反線”和“輕三重六”等五種不同的“調”，其名稱是來自古老的“二四譜'，這些”調“的差異是由于演奏時按弦的輕與重所產(chǎn)生近于半音升降而形成的不同調式、調性變化。

   　 潮州音樂根植于潮州方言區(qū)，流行于粵東、閩南以及上海、臺灣、港澳遠及東南亞等地僑區(qū)，源遠流長。由于歷代中原漢民族多次南徙，中原音樂文化也隨著不斷的傳播入潮，在與潮汕百越先民音樂文化相互滲透和融合中，形成潮州地區(qū)音樂文化的遠古源流。

   　 潮州音樂先后承受了唐宋的燕樂、法樂的熏陶，也受宋元的南戲(弋陽、昆腔等)，明清的正字、潮音、西秦、漢劇等多種劇種音樂的影響。早于晉代潮陽縣西建有西巖寺，到了唐開元年間(713-741年)，潮州就興建開元寺，唐德宗李適貞元四年(788年)潮陽建靈山寺(建于唐貞元七年)，其后潮汕各地先后又建了不少寺院，宗教文化藝術也隨之傳播入潮，潮州和潮陽這兩大寺院更成為當時法樂和佛曲的最大集散地。

  　  唐代不少朝官被貶謫來潮，也帶來了不少的中原文化藝術。據(jù)明代廖用賢《尚友錄》卷四記載：隋朝協(xié)律郎(最高音樂官)陳政(河南人)晚年，于唐初入閩墾殖，其子陳元光精通音律，任過漳州鎮(zhèn)撫(管轄潮、泉)，素以“樂、武治化”潮、泉二州著稱。陳曾詠：“奏蕭吹引鳳，鄒律奏生春，縹纖歌遏，婆裟妙舞神”，可見當時宴樂歌舞之盛。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韓愈被貶來潮，酷愛音樂，其侄孫韓湘又精通音律，他們對潮州文化影響很大。韓愈在《韓昌黎文集》中記敘當時的禮樂“吹擊管鼓，侑香潔也”，可見盛況。

 　   宋室南渡之后，中原的衣冠、文物、音樂和民俗等大量集萃于潮汕，這時期潮州就出現(xiàn)祭孔的“大成樂”。據(jù)饒宗頤先生在海外搜集到的《永樂大典》和《三陽志》中記述，嘉定十四年(1221年)重修宣圣廟大成殿，祭孔典禮中演奏大成樂，所用樂器有編鐘、編磐16枚，琴自一弦至九弦10張，笙、瑟、鳳蕭等。初由士子“執(zhí)器登歌”，至淳熙年間(1174-1189年)，由民間樂工演奏。

  　  南宋末年，宋帝丙南逃，宋室左藏朝儀大夫吳丙隨文天祥率勤元之師抵潮。吳丙是宮廷樂宮，帶來了樂工、歌伎、禮樂。后來在潮陽安居落戶。明代江西提學李齡(潮陽棉城人)告老回鄉(xiāng)于潮陽修建學宮，傳播宮廷音樂;其后任廣西付使的陳惇臨帶回宮廷賜與的一班樂師歌伎。故潮陽素以笙、蕭、管、笛為主器的“笛套音樂”聞名。

   　 明清時期，潮汕地區(qū)的竹樂、鼓吹樂都有過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普遍有半職業(yè)性的“吹首館”、“八音館”等民間樂社組織，清末潮汕享有盛名的揭陽《拍雞》、潮陽的《得勝令》，都是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演奏曲目。明代以來，戲曲南傳，對民間器樂發(fā)展的影響較大，尤其是正音戲有著南戲一套深厚打擊樂傳統(tǒng)技法和豐富完整的曲牌音樂。潮州大鑼鼓的《拋網(wǎng)捕魚》原正是脫胎于正字戲的《二度梅》的音樂鑼鼓伴樂;大鑼鼓《秦瓊倒銅旗》也是與西秦戲傳奇武打和白字戲鑼鼓伴樂有血緣關系;潮州大鑼鼓《天官賜福》也是脫胎于外江折子戲的鑼鼓音樂;潮陽笛套蘇鑼鼓《燈樓》也是源自外江戲(漢劇)打擊樂。當時的廣東漢樂流行潮汕上層社會，稱為“儒樂”、“國樂”。潮樂名師眾多，較有影響的有：洪沛臣、王澤如、鄭映梅、李嘉聽、饒淑樞、魏松庵等。到了清代后期，潮汕樂社林立，較出名的有汕頭的“公益社”、“以成社”;澄海的“詠懷天”、“陽春幽處”;普寧的“釣天”;庵埠的“詠霓裳”、“庵江”;潮州的“友聲”、“揚風”、“亦融”;揭陽的“榕江”、“普南軒”、“雅南軒”等，作為民間樂種已有成熟發(fā)展。